臺北是有人性、人情的城市,歡迎來作客!
 
沈寧
 
浙江嘉興人。1947年生於南京,後居上海。1953年隨父母遷北京,讀小學和中學。1966年大陸文革浩劫,高二停學。1969年到陝北山村落戶,接受勞動改造。。1977年秋,大陸恢復高考入學制度,考入西安西北大學中文系,畢業後,分配至陝西省電視台電視劇部工作,參加電視劇編劇及拍攝制作。1983年夏赴美國愛荷華大學自費深造,學習東亞文化學、大眾傳播學、教育學。1986年夏獲東亞文化學碩士,應聘至舊金山任教。1990年後,在多家美國公司任職,曾任美國之音廣播電台新聞主播,亦於美國聯邦空軍軍官學院任文職教官。工作之餘,勤於寫作。除在中美港台各地華文報刊發表多種文字之外,近年出版書藉包括:

《嗩吶煙塵》,《美國十五年》(中國經濟出版社),《戰爭地帶》(中國華僑出版社),《商業眼》(光明日報出版社),《點擊美國中小學教育》(湖北人民出版社),《教官筆記》(中國電影出版社),《A Different View》(美國)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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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在海外,只通過報紙和電視發布的點滴去認識台灣,結果是負面的,以為台灣政府業績不彰,官員品格拙劣,台灣人素質低下,文明缺乏,社會混亂,令人覺得恐怖,乃至若干年前有機會在台北謀得一份很好的工作,也推掉了。

最近去了一次台北,發現過去多年的印象,至少百分之八十都錯了。

台灣政府確實業績不彰,官員品格確實低下,但僅此而已,就我個人所見,台灣人(至少是台北人)的素質文明,已達到就中國人而言的最高度。

我是第一次去台灣,希望親身了解真實的台灣社會和台灣人,所以推辭了接待單位的盛情,爭取更多個人單獨活動的機會。台北之美,固然依賴台北飯店之眾多,夜市之繁榮,小吃之豐富,飯菜之精美,但更加吸引著我的,卻是台北的人,普通市民們。

走出中正機場,立刻體驗台灣人敬業樂業的精神。我找到長榮公車櫃檯,買票坐車到台北。從桃園到台北,一小時路程,票價135元新台幣,折合4.5美元(設以30:1計),實在便宜,美國丹佛這樣公車,要貴一到兩倍。我對台北毫無所知,詢問去下榻旅館在哪站下車,他們拿出汽車路線圖,指給我看,並用紅筆勾出下車站名。我又問在台灣怎麼打公用電話,他們詳細告訴我,講解幾種價格,告訴我省錢竅門,給我換了幾枚硬幣,說是還有十分鐘開車,我可以先在候車室打兩通電話,指給我用哪架電話機。

在台北期間,我因故換過兩家旅館,沒有來得及告訴妻子更新電話號碼,怕她打來找不到,跟前台服務員一講,他不僅在本旅館電腦上做紀錄,以便所有服務員接到找我的電話,都能轉給我,而且分別打電話到我原先住過的兩家旅館,請那兩處的前台做好紀錄,凡有美國來電找沈先生,便將電話轉過來。那兩邊的服務員,也都很樂意地答應下來。

事情都是小事情,但我看出大意義。他們既沒有板了面孔,愛理不理,也沒有「堆滿笑容」,為賺你的錢而忍痛做出「笑模樣」,或者臉上帶「笑」卻心不在焉。我所見到的台北服務員們,臉上總是很和氣,很真誠,也很認真,似乎那樣做很自然,很平常,讓我覺得自己並不比別人低賤,也不比別人高貴,所以很舒服。

我住在忠孝東路和復興南路的交點,是台北鬧區的中心,每日從早到晚,車水馬龍,熱鬧非常。早晨上班高峰,捷運(地鐵)忠孝復興站裡人湧如潮。但擠在人群中,隨眾進退,發現台北人雖然匆忙,卻曉得禮讓,頗有君子風。即使在捷運車站裡,人滿為患,卻似乎並不喧鬧。那是我在任何中國人聚集之地,從來沒有體會到過的。公車上,飯館裡,就算西門町那樣的熱鬧地方,包括年輕人在內的台北人,也都懂得儘量保持安靜。我從經驗總結:喧鬧與文明成反比。喧鬧之地,必是文明低落之處。喧鬧度越高,文明度越低。而凡文明之地,自然不見喧鬧。由此可知,台北人的文明程度實在相當高了。

此言不虛,有例為證。在台北乘捷運,站內上下自動扶梯,所有乘客都自覺站在右側,空出左半邊,讓趕路人走。我從未見到一個人,站在左半邊,即使整條扶梯左側都空著。最可愛那些中學生,也如此守規矩。中學生本來是最調皮的一群,喜歡結夥說笑走路,可一上扶梯,便都自覺站在右側,絕不為說笑方便,擠在左側擋路。

捷運車廂內,靠門處安排博愛座,即老幼病殘專座。我每天乘幾次捷運,經常看見那博愛座都空著,許多乘客站在旁邊,卻都不坐。上下學時,很多中學生乘車,也都站在博愛座前聊天,絕不占座位,特別有規矩。一次我見到有人抱個孩子上車,立刻有四五人同時站起讓座,令人感動。

捷運車站月台,每個車門前地面,都畫了斜斜的排隊線,我發現不論多麼擁擠的時刻,所有乘客都會自覺依線排隊,絕不亂擠,而且永遠先下後上,絕無搶先之舉。我在台北六天,街道上,商店裡,公車上,飯店裡,無論何處,從未見到一處有人發生爭執,臉紅脖子粗,更別說罵架甚至鬥毆。中國人聚集的市面,能做到如此,實在是讓我感嘆萬分。

台北是個大城市,馬路上行人多,汽車更多。自行車極少見,但輕便摩托車成千上萬,大街小巷,隨處可見,上下班時可說震耳欲聾。但我發現,市內交通亂中有序。十字路口,每遇紅燈,大群摩托車都會停下,而且全部停在停車線後面,幾乎看不到有人搶出白線,停在斑馬線上。左轉摩托車,也都會停在專設的左轉區內,規規矩矩。行人過馬路,從不亂竄,都走斑馬線,遵守燈標。所以雖然車多,還是很有安全感。

我相信,這是台北全民崇尚推廣文明五十年的成果。上世紀後半段時間,當有些地方把野蠻落後當作光榮來崇拜的時候,台北社會開始對三代人進行不屈不撓的文明教育,已見碩果櫐纍。現在台灣實施九年義務教育,所有青少年都起碼國中畢業,進一步建設文明社會,更有雄厚基礎。

因為時間關係,我沒有到重慶南路的書店街去逛,只在瞻仰國父紀念館的路上,順便去了誠品書店,覺得真舒服極了。台灣出版書籍,講究紙張裝幀,所以擺到架上總是很好看,毫無簡陋之嫌。書店之大,之整齊,之華貴,顯示著書世界的壯美。裡面人並不少,但極安靜,絕無擁擠雜亂之感。我走了走,買了一套自己多年前出版的《嗩吶煙塵》,當晚要送人,又買了一批音樂唱片,價格都比在美國便宜一半,真想多買,苦於無法攜帶太多行李。

我星期天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參觀,看到許多家長帶領七八歲的孩子,細緻觀看各種展物,低聲地講解,耐心地回答孩子的問題。我看到孩子們驚喜的眼睛,景仰的神情,家長的笑容,非常感動。我想,那些家長肯定都受過高等教育,並且希望下一代也具備深厚的文化素養。這樣的孩子,長大之後,當然會成為文明的人。由此可知,不論有人怎樣地企圖切斷歷史,中國文化將永遠代代承傳,綿延不絕。

我向台北的友人們談到這些,讚嘆不已。他們則幾乎一致表示,我選了個不幸的時刻,來到混亂的台北。十年之前的台灣,遠比現在好得多,到處是欣欣向榮,愉悅和諧,人與人之間充滿親切和溫暖。這八年來,台灣被挑起族群仇恨,社會分裂,經濟衰退。我對台北的讚美,倒使台北的朋友們十分感慨,想起過去的美好年代,似乎已是很遙遠的事了。兩個台灣影視界的朋友,跟我吃兩次飯,嘆了幾次:實在懷念過去上學讀書的歲月,雖然生活不那麼富足,但真是和平快樂,無憂無慮。

我到台北的第二天,是台灣政府拆除中正紀念堂牌樓上「大中至正」四個字的日子,所以我一早趕到現場,拍照留念。在報紙上讀,或電視上看,紀念堂前好像萬眾擁擠,衝突頻頻,混亂不堪。實際上,當時在場的不過三五十人而已,警察護衛和新聞記者及工人人數,倒比聚集的市民還要多些。媒體,特別是電視,實在過度誇張,不光誤導民心,而且給台灣人的品格素質抹黑,確是不該。台北人根本不是那樣子的,那天星期五,幾乎所有台北人都在正常上班,很少人願意去參加這個政治鬧劇。

也在中正紀念堂前,我看見綠營的人排隊呼口號,也看見有人高舉青天白日旗示威。一個婦女靜坐地上,舉著一本雜誌,向路人講解紀念堂的建設。兩三隊警察都背著手,站在旁邊看。聽見一個警官指示部下,見此種種,只要民眾不發生肢體衝撞,警察不得干涉,公民有表示自己觀點的權利。

紀念堂廣場上,成群的和平鴿,漫步在森嚴的鐵絲網前面,看到很感痛心。那情景,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圖片上見到過。想不到居然發生在今天,在相當文明了的台北市中心,可見台灣政府確實太落後於時代了。不過,我願意相信,這只是暫時的。美國有句話說:有什麼樣的人民,就有什麼樣的政府。既然台灣人已經走入了理性和文明,他們就一定能夠選舉出理性和文明的政府,造就理性和文明的官員,建設理性和文明的社會。

在台北短短六日,對台灣社會和台灣人有了近距離的認識,並因此增加了許多信心,相信中國人還是有可能達到高度文明。所以我尊敬台灣人,愛戴台灣人。如果有機會,我願意再次到台灣去,享受一個正常,理性,文明的中國人社會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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